一直到革新为止，罗马天主教会采取了一系列微妙和错误的哲学计谋来为它行使民事和教会权力的行动辩护。尽管有新约的圣经制裁，这些微妙之处试图解释教会对武力的使用和对国家权力的干预。这论点后来被称为正义战争的理论，在革新之后，基于其中一些论证来自教父文学它不能被全盘接受。对革新者而言，唯有圣经权威是标准，因此正义战争理论的概念得被世俗化以使扩展其职权范围。其些源于爱国主义文学的论点而完全不能被接受。对于改革者来说只有圣经权威才是标准，因此，正义战争理论的概念必须世俗化来扩大其职权范围。要了解其起源因而处理其前提，必须先理解其历史发展。
从第一世纪的结束开始，基督教教义一直遭到各方的攻击，有些看起来像基督教徒，有些较后被归为基督徒，如诺斯替教徒。基督教教派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几乎全部都保持这样，一直到第4世纪初，当西方基督教和伊拉卡巴尔教会在康斯坦丁下被迫融合时。为了适应经验实证认识的诱惑，两个派别出现并宣称是基督徒，但它之后长期被叛教所污染。这些派别被称为阿他那修派，以亚历山大主教阿他那修为名（公元296-373年），以及阿里乌斯派，以亚历山大的教会长老阿里乌斯（250-336年）为名，两者都是被拥挤的宗教会议所罢免，阿里乌斯是于321年在亚历山大被免职，而阿他那修是于335年在推罗被免职。这项冲突的历史太详细无法在此详述，但它在很多理论和学说的产生中起了重要作用，正义战争理论的是其中一个副产品。
教会面临着成为官方国教和继续行使与基督的教义对立的民事和军事力量之困境。教义必须颁布。我们所有对利用军事力量所作出的第一个方泛圣经分析出现在北非一名思想家奥古斯西的著作里。对使用武力的第一个全面的圣经分析发生在北非思想家奥古斯丁的著作里；他是一名受洗基督徒，接受与希伯来语和拉丁语不同的古迦太基语教育。从373-383年开始，他是一名摩尼教和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他在387年重新洗礼为阿他那修教徒。米兰的安博与狄奥多西于381年为阿他那修控制了罗马教会，并对君士坦丁堡议会发出指令。安博参与奥古斯丁在后者采纳那个信条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那信条当时无疑被视是一个谨慎的作法。提奥多西在394年九月击 败尤金厄斯后镇压了异教思想。
所谓的阿他那修/阿里乌斯纷争导致了阿他那修派或三位一体论者遭受迫害。哥特人和汪达人是一神论者（哥德圣经追溯至351年)。他们较后被三位一体派称为阿里乌斯派，以掩盖争端的真实性质。这些争端继续产生，甚至是在后来普拉西提阿女皇在427年派遣由汪达人协助的哥特人对抗在非洲起义的波尼法勋爵之时期。他们是由一神论派主教马克西米奴所陪同。奥古斯丁在428年不得不公开为阿他那修或三位一体论派作出辩护。
大体上，正义战争理论的形成由希玻奥古斯丁的著作而来。
这是对核准基督教被采纳为合一国教的合理化。基督教被采纳为国教意味着随后在军事和民用基本设施方面的参与。奥古斯丁派随后迫害其他教派。正义战争理论试图为这些活动辩护。
奥古斯丁的立场被在他的学校受过教育并成为他思相门徒的一名牧师所采纳。这位最有强大的教士成为格雷戈里一世（或大帝)。他成功地将民事和教会权力融合在一起。在 590年，他开始了教会和国家结合。这项结合是要成立一系列的经验团体，它达到相对的继续性直至1850年- 持续了大约一千二百六十年。这一千二百六十年是预言时代的一半。圣经学生应谨记这个时标的重要性。
奥古斯丁和格雷戈里建立的学说基本上没有改变，直到第十三世纪的事件引发了进一步的理论化现象。首先是格雷戈里九世在1232年与希腊人发生冲突时提出的。 在1236年，格雷戈里九世与弗雷德里二世断言君士坦丁大帝赋予教皇暂时的权力，而皇帝和国王只是他的副手，势必在他的指示下使用实剑。从1265-1272年，那奎纳在神学集成中发展了这一主题（在II II，40.c.〜271），并与克莱尔沃的伯纳德和圣维克多的雨果等人的作品一同激发了在1302年十一月十八日由波尼法所发表的教皇谕旨一圣教谕之著作。这成为双重权力争论和武力的合法使用的肯定说法。
正义战争理论的现代学说取决于现状和国家的原样存在。它进一步有赖于指战争法。侵略罪是辩护正义战争措施的假设。随后有诉诸战争权部门处理正义战争的决定，以及管制参与者行为的。
要了解这些区别是如何作出以及从何而来，我们必须查看奥古斯丁以及较后阿奎纳的一些前提。我们将研究它们的准确性，然后看一圣教谕。现代正义战争理论将从这里加以探讨。
我们从奥古斯丁的政治著作看到了以下的前提。在C a，当他引述西塞罗时，他反映了他较早柏拉图主义的时代：一个国家要那么构成才会永恒。因此，死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如对一个人那么自然；除非为安全或荣誉，不得有任何战争。
在谈到萨贡人选择破坏国家而非打破信仰时，奥古斯丁指出，西塞罗没有说哪个是首选，安全或信仰（萨贡人选择与盟国维护他们的信任是因为他们的话，尽管他们知道它意味着灭绝)。因此，安全的困境-通过扩展是胜利，被暗示为与在这里为信仰的道德冲突。他以此总结：
但神之城的安全是它可以被保留，或者通过信仰及信念取得，但是如果放弃信仰，没有人可以达成它。
在C b他说:
然而寻求人类和平的自然顺序，规定君主应有发动战争的权力，若他认为是适当的以及土兵应该为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履行他们的军事任务。
他提出了最不寻常的问题。
战争中的罪恶是什么？是否一些在不久无论如何都将死去使他人可在和平服从中活着人们的死亡？这只是怯懦的反感而非宗教感受。
反对这个前提有两个主要方面。
- 一是它与诫命直接对立，它试图暗示一名临时统治者可以命令一个人违反圣经律法行事。
- 二是如果接受主张一些人死亡是可接受，以使他人可在和平服从中活着的论点，那我们即是接受了一系列的学说；以经济理由实行安乐死以及以学说理由或甚至是种族划分理由进行处决。
- 奥古斯丁试图将战争的真正罪恶列为对暴力的热爱，报复性的残酷，凶狠和不能平息的仇恨，狂野的抵抗以及对权力的渴望等等。
- 这些似乎是对战争中的正义（Jus in Bello）的异议，因此与对参与者的限制有关。他将这前提基于罗马书13:1，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使一名义人虽处于一位不信神的国王之下仍可以两个理由战斗。那就是：
- • 这明显的是神的旨意，或
- • 国王方面可能是不公正的命令，但士兵因职务上的服从义务而被赦免。
他进一步说：“以神的权柄发动战争的人还应该再那么无罪吗？”这个立场的局限在纽伦堡显而易见。
奥古斯丁在一系列的论点方面没有充分的圣经根据。首先，他错用圣经例子来支持以上的论点。路加福音3:14是关系到基督推介新约之前施洗约翰的洗礼。在所有情况下，那些悔改由约翰施洗的人总是再受洗，并直到他们按手后才拥有圣灵的力量。旧约所允许的战争，首先是要确保以色列不受阻碍地占领迦南，原因有二。一是要取代一个因不顺从而丧失权利的国家，二是要安全地建立圣经的叙述和救赎计划。
马太福音22:21提到税钱并将凯撒的一切都献给凯撒。奥古斯丁试图推断，因为这笔税钱被被用来支付士兵的工资，基督是间接地宽容恕了战争。
马太福音8:9-10提到百夫长要求基督医治他仆人的事。因为他因他的信仰受到赞扬而未受到责备或被告知要改变他的职业，但这个机会被用来解释说被选的有一些不是以色列人，这个例子是错用了。这个人没有受洗的记录，除非他是使徒行传第10章的科尼利厄斯。
罗马书13:1-6的论点要求服从权威并纳税作为对信徒要求。关于这个世界拿着剑的人由神兴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被召者或选民也要这样做。
基督在约翰福音18:36中对彼拉多的回应是:“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在第11节中，他命令彼得把剑收起。从圣灵降临节起圣经或早期教会记录都未记载任何使徒或长老曾经拿过武器或宽容它。
奥古斯丁的论点出自两个要点。首先，他是一个不懂得救赎计划的阿他那修教徒；其次，阿他那修教派（现称东正教或天主教）在试图用他们新发现的力量使他们的信仰合理化，并相应地调整了学说。
在教皇的最高权力下，格雷戈里得适应奥古斯丁的合理化，重建一个临时的和教会的帝国。
格雷戈里九世重申这立场，它导致了关于现状的学说，即所有国家都通过罗马的权威存在。这权威被撤消后内部的混乱通常会发生，因为所有国家都从效忠宣誓中被释放了。
正义战争理论现状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宗座权威这前提。奥古斯丁和格雷戈里的战争辩护在帝国存在着共同敌人或外来威胁（最好是异教徒）的情况下运作良好。到了公元1000年，这个帝国在建立天主教僧侣统治方面取得良好发展，1000年格涅兹诺主教在波兰，1001年格兰在匈牙利，而在1018年拜占庭人占领了保加利亚。
到了1031年，随着科尔多瓦最后一位哈里发被废黜后，穆斯林西班牙宣告分裂，它们在1050年从萨西尼亚被驱逐出境。到了1092年，阿尔摩拉维德统治西班牙南部，只剩下三个独立酋长国。 埃及煕德于1904年占领了瓦伦西亚。 伍朋二世在1095年宣布十字军东征，于1097年从君士坦丁堡出征。现况争论的历史性展示从1041年诺曼人起，梅尔菲在坦克雷德奥特维尔之下被占据时可见。
欧洲所有封建国的顺利操作都依靠着教会。有史以来最大的封建制度是德国或神圣罗马帝国。梅尔菲的诺曼人入侵意大利南部的伦巴第/拜占庭边界，被视为严重的破坏稳定影响。东拜占庭和西部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同盟与教皇一起试图粉碎它们，但在奇维塔特被击败，利奥九世被俘虏。
教皇将他的失败怪罪于拜占庭人，由此产生了几个严重的反响。结果是1054年的东/西方大分裂。由于教皇地位被削弱，教会被迫进行一些内部改革。然而，尼古拉斯二世宣布完全由枢机主教选出的教皇，拿走了教士和罗马人民选举教皇的权力。为了恢复权威性问题的稳定，他承认了诺曼人；诺曼人到1060年为止征服了整个意大利南部，并于1061年将穆斯林从N.E.西西里岛移出。有关主教委任的争执在这个问题上变得至关重要。在 1076年，亨利四世皇帝和格雷戈里七世（希尔布兰德）之间爆发了争执。亨利 被逐出教门会，于1077年投降并忏悔，最终在1084年占领了罗马，为他加冕的革利免三世被选举为教皇。希尔布兰德被困于圣安吉洛城堡中，后来被被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德营救。
这些斗争绝非无关紧要的征服和争论，它们在是谁确立现状和国家身份合法性的问题上至关重要，而这是正义战争理论的基础。
在这与诺曼的扩张相吻合的时期以及从大约1066年开始，建筑和修道院建造迅速兴起。从1076年起（在萨勒诺），建造大学的基础奠定了。罗伯特于1098年在西托创立了西斯特教团，而尚佩的威廉则于1104年在巴黎开设了辩证学校，它开始了那里大学的建立。在1107年，威斯敏斯特宗教会议解决了主教委任的争执，在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和亨利一世之间同意了联合授职。共同任命的主教争议的任命。
也在此时，西欧开始了城市扩展，而理性时代（后于1210年得到方济会创立的援助）也正在进行中，尽管阿贝拉尔的学说在1141年被森议会所谴责。在1115年，伯纳德建立了克莱尔沃修道院。
1122年，教皇卡利图斯二世和德国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之间在沃尔姆斯签署协约，解决了在欧洲的神职人员委任问题，它看来是一项折衷方案但实际上对这帝国来说是一个失败，这帝国迫切需要它神职人员全部的忠诚。有了这一决定，国家的建立和现状坚留在教皇中。
到了1158年，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在波洛尼亚承认学生权利，标志着那里大学的正式开始，而巴黎大学成为一个受管制的机构。到1160-62年，萨克森狮子公爵亨利征服了被迫接受罗马天主教的下易北河温德族，并在1164年设立了瑞典乌普萨拉大主教职位。
随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封建国系统在罗马天主教操纵下建立以及内部动荡和外部威胁的被征服，发生了两件事。先是人口暴增，其次是人们对哲学和科学产生了兴趣。
十字军的征服开始瓦解，在1145年以土耳其重新征服埃德萨开始以及萨拉丁在1187年歼灭耶路撒冷军队。这种情况导致教皇引入新十字军，以英格兰和法国国王，即狮心王理查和菲利普二世为首。
对这新形势的一个有趣反应是，欧洲出现了一种不容忍的精神。神教会已在法国南部，西班牙以及在某个程度上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东部的乌克兰确立。它遵守与原始犹太教会相同的节日，被视为与犹太人一样。在1182年，菲利普二世发布法令禁止所有犹太人进入法国。南部地区是由英国封地或他们宣称拥有的土地组成，因此称为阿比尔教的教会仍占领图卢兹，朗格多克，盖瓦丹和普罗旺斯的部分地区而吉耶讷成为被放逐“犹太人”的收藏地，西㺪牙及后来葡萄牙也一样。
在1208年，即牛津大学成立的那一年，依诺森特三世呼吁对这些异教徒发动十字军。称为迦特利的支派（即迦特利派或清洁派）在同一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们所谓的做法导致了发动十字军的理由。
在1226年，路易斯七世攻取亚威农作为十字军讨伐的一部分，一系列关系到十字军讨伐的辩护和十字军的行为之教皇谕令被颁布。在1229年，十字军东征结束，法国国王吞并了朗格多克而宗教裁判所在图卢兹成立。它最初由本笃会控制，但在1215年为对付这异端邪说而在图卢兹成立的道明会接管了宗教法裁判所。在道明会之下，宗教裁判所达到变态、虐待狂和贪婪的新高。
大学系统在1212年扩展至剑桥以及在1222年至帕多瓦（从波洛尼亚）看到正义战争和十字军东征理论的哲学合理化以及教会进行的异端压制。教堂因喝圣徒的血而醉。
格雷戈里九世和弗雷德里克二世皇帝之间的冲突突出了公正战争权威的荒谬之处，当时格雷戈里因弗雷德里克未在1227年参与十字军东征而被革出教门，因在1228年因参与十字军东征被革出教门，以及在1229年未经教皇允许收复耶路撒冷而被逐出教门。
蒙古人在1241年入侵波兰和匈牙利。他们在收到关于奥加代汗逝世的消息时撤退了，但是西里西亚的亨利 在利格尼茨的被挫败以及匈牙利的贝拉四世在莫希的失败造成了一些不稳定。
学习和审查中心的增加以及合法追求战争的哲学问题在教友中引起了严重的疑问，而阿尔比教派东征所引起的哲学和伦理问题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建立需加以解释。
为了使罗马教会摆脱它面对的哲学困境，作为其主要的教义学者之一的托马斯阿奎纳被唆使拿奥古斯丁的作品来提出一系列询问。对有关战争的第40个问题询问要点的回答，就阿他那修派基督徒因而西方世界而言，对正义战争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阿奎纳的询问点是：
- 一些战争是受允许的吗？
- 神职人员可否参与战争？
- 交战方可否用诡计？
- 可以在节日里发动战争吗？
在回答第一点时，阿奎纳明确但非详尽地表明，基于以下理由发动战争永远是罪过：
- 它是神所禁止的，并带有明确的刑罚；即凡靠剑而活的人都必死于刀下。
- 它违背圣经的神圣指令。阿奎纳使用的例子来自马太福音5:39，基督在此废除了以眼还眼的教义，并说：
“…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 等等。
保罗在写给歌林多人的信中也对此表示赞同（歌林多后书11:20)。
假若有人强你们作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悔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虽然他太弱了），你们都能忍耐他。
这是在撒旦假扮成光的天使以及他的仆人伪装成公义的仆人之后提出的（12-15节)。这些经文与整个战争问题和错误的纠正极其相关。
歌林多后书11:12-21 12我现在所作的，后来还要作，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13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14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15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16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17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胆自夸。18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19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20假若有人强你们作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悔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21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
再次的，在罗马书12:19中：
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 任何违反美德的行为都是罪恶。战争与和平背道而驰，因此始终是罪恶的。
- 在第四点上，阿奎纳借鉴了现行的教会惯例，禁止参加战争比赛并拒绝受害者的宗教葬礼。因此，如果为战争而练习是错误的，那么战斗行动本身明显地是错误的了。
尽管有清楚的案例，阿奎纳还是通过提示一些哲理来使这立场合理化，这些哲理以奥古斯丁对路加福音3:14的误解开始，它与约翰未叫士兵放下武器而是不要以强暴待人的事实有关。如我们所见，这是在旧约之下，基督提出了具体的指示但为奥古斯丁所忽略。
他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基于神所允许的民事世俗权力得被服从的事实，因为它们作为神的仆人挥剑对犯罪者执行惩罚。虽然个人不可这么做，但基督徒团体却可以行使民事权力诉诸武器。
反对这一点的意见是，基督在约翰福音18:36说他的王权不属于这世界，清楚排除了阿奎诺和奥古斯丁的这种解释。为了规避这个异议，格雷戈里和教会有必要以罗马教会和帝国的形式，以及教皇为基督的牧师来宣告这地上的神的王国。
这个论点基于以下理由是荒唐的；
首先，但以理书2:44表明，在十个国王的最后日子里，天神将建立一个永远不会被毁灭的王国。它将粉碎这些王国，终结它们。有关的评论是主权不会留给另一人。石头是基督，所说的所有这些王国将永远终结。多个交战国不断存在的事实打破了罗马人的论证。
其次，启示录中的评论指示着一个千禧年，罗马试图擅用它而阿奎纳毫无疑问地接受它为预期会在1590年以审判和复活终止的时期。我们知道1590年过去了，没发生这种事，这论点了不存在了。启示录已被重整和重新解释以迎合天主教的理论，但以理书2和11被方便地忽视了。阿奎纳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因此与基督教无关，而他的三个要求纯粹是对背教神职人员所具有世俗本质典型的哲学推测。
他提出进行正义战争的三个必要点是:
- 下令发动战争君主的权力（因为劝导和宣战的权力属于那些有至高权威者)。
- 需要有正当的理由。从奥古斯丁它被说是报仇，不是惩罚那些拒绝为其人民的暴行作出赔偿的国家，就是恢复它有害地夺取的东西。
这一点完全违背了基督在马太福音5:38-42中所表达的情绪，我们不得不惊叹阿奎纳在提及它时的欺骗性。
马太福音5:38-42 38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9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40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41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42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修订标准版)
进行战争以纠正错误的相关性对战争的规模和性质有一些控制，或财产的掠夺会大于战争的估计损失。历史已显示这个前提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在阿奎纳书写时显然是那样。其目的是要辩护（连同第三个前提）宗教内部和外部十字军的行为。
- 正确的意图。参与者必须想促进良善和避免邪恶。阿奎纳重申奥古斯丁的论点说：
在神的真正敬拜者之中，那些战争被视为建立和平，既不出于壮大也不出于残忍，目的是为了确保和平，或压制邪恶和支持良善的。
阿奎纳承认战争可以有前两个要求，但因为意图不当而仍然是错的。奥古斯丁对意图和行为的考虑被用作排除这类型的理由，因此被集体坚持或由强国坚持的战争中的正义之考虑前提可以是诉诸战争权的标准。
奥古斯丁的论点是，拔剑是武装自己或在没有上司或合法权威的命令或许可下杀人。阿奎纳从这点辩论说，主权当局或一名的仗义公众人士用剑，可以说是通过神的权威，因此不应受到惩罚。
他解释这事实说，即使是那些罪恶地使用它的人也不经常会被杀害但他们经常会被剑杀死，因为他们将因为非法使用它而永受惩罚，除非他们悔改。
阿奎纳这里的论点没有圣经依据；它确实与圣经背道而驰并且肯定是世俗考量的产物。
阿奎纳的的第二个询问文章是神职人员和主教斗争是否合法。
在处理这个前提时，他使用了格雷戈里（Ev XIV中的霍姆）和莱昂四世的权威，后者下令教士与萨拉森人会面。在反对理由3中，他也提出了犯罪宽恕理论的主要前提，根据罗马书1:32：“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尤其是那些似乎同意某件事的人，就是那些诱导他人去做的人。当埃德里安以这先例诱导查尔斯与伦巴第人作战时，他们也被允许战斗。在这里，阿奎纳似乎争辩说诱导他人不仅是宽容，也是通过逻辑延伸同意参与。这确实必须是从中推论出来的。
在反对理由4中，阿奎纳以教父文学制裁宽容了十字军或圣战的概念，但正确地引用了马太福音26:52中基督对彼得的指示“收刀入鞘吧 ”（拉丁文圣经是它的地方，而鞘来自约翰福音18:11)。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阿奎纳以任务的重要性为前提引入了非战斗人员的概念。神职人员被禁止参战因为它属于世俗性质（来自提摩太后书2:14，阿奎纳解释保罗的评论)。他进一步颁令说所有屠杀者都变成不正规的，由于战争是为了流血，因此不适合神职人员的主要职责。基于这些理由，任何被召唤入这信仰的人，不论是神职者与否都被排除在外，但是阿奎纳斯并未处理这一点。
他提到主教长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他们可得的武器是灵性的，如保罗在歌林多后的10:4中所说的“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以阿奎纳这样有能力的神职者引述这段经文来争论神职人员被排除在外，而在其他地方争论说俗人被允许参与战役，是荒谬的。前一节说“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阿奎纳也删节了第4节并加入攻破坚固的营垒。
歌林多后书10:4 4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修订标准版)
阿奎纳也从约书亚记6:4争辩说，神职者被允许在战斗中陪同部队而不可参战。他还断言神职者有责任罢免和劝告其他人参与正义战争，但被禁止拿起武器，不因为它是犯罪，而是因为这样的工作与他们的个性不相称。
他也坚持尽管发动正义战争是有功的，但对神职者而言是不法的，与婚姻对那些宣誓童贞的人而言是应受谴责相同的道理。
尽管乏味，但上面所举的例子有助于了解要使第四到第十三世纪之间教会采取的立场所造成的绝对冲突合理化所需的那种思想。这些前提占据了人的思想并扭曲他的态度至近乎无法纠正的地步。
免战的应用和非战斗人员的角色直接源于阿奎纳。从他的论点，以比参与者有更大争议罪责的理由指所有神职人员作为密集军事行动的对象应立即被杀，是完全合理的。他的学说允许统灭绝论据，从这点及以下所有主张正义战争神职人员的理由。
阿奎纳的第三篇文章的例子伏击中清楚显示战争为何导致诡计和欺骗，并且这直接违反圣经律法（例如马太福音7:12)。这位神职者以或是最可笑的合理化理由来辩护游说的秘密，非出于实用性而是根据马太福音7:6不要把圣物给狗。此外，它从奥古斯丁（舊約七书，qu X super jos ）辩称，只要战争是公正的，通过公开或埋伏进行没关系，约书亚记8:2提供了这一点。
约书亚记8:2 2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修订标准版)
阿奎纳证明了为什么埋伏行为违反圣洁和良好品行原则，但却又以最脆弱的理由推翻了他的反对意见。
因此，我们由此发展为，在正义战争理论中欺骗或宣传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阿奎纳认为，欺骗有着局限。通过假声明或违背诺言欺骗敌人，是违背战争权利和应遵守的条约的。这出自安布罗斯（De Offic 1）。这些情绪的完全无法操作和阿奎纳立场的冲突是明显的。
阿奎纳从经外书著作（玛加伯上第41章）辩称，在圣日战斗是合法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这错误的作品会被包含在天主教法典中的原因。
他知道以赛亚书58:4谴责在禁食日子里用拳头打人等，但把这些与安息日混淆了。在最特殊的合理化例子中人们人们本会认为他是有能力的，他以约翰福音7:23辩称，因为基督在安息日治愈了，因此他们应该也被允许在安息日互相撕杀以保护信徒的福利，因为不战斗就是在诱惑神。
天主教的教义变得依赖这位神职者的合理化理论，在特伦特议会上神学总论与经外书作品和教皇谕旨被提升至
圣经同等为天主教信仰的三大支柱（见天主教百科全书“圣托马斯”篇）。
一圣教谕
从这些作品中，正义战争理论的法规编纂出现在谕旨一圣教谕中[拉丁文-神圣的（即教会）]中。它在与公正的菲利普发生纠纷期间于1302年十一月十八日颁布，源于1302年十一月的罗马议会，并被纳入教会法大全中，因而被确立为权威和武力课题上的权威法典。
主要教条主张关系到团结和属于教会的必要性以及教皇作为最高首长的地位，以及由此而起的服从他以得救赎的职责。这个立场被认为强调精神比尘世更重要。
谕旨的主要主张是:
首先，教会的团结及归属于它的必要性是从参考洪水中的方舟和基督的无缝服装而来。由于有身体的统一，因此作为圣彼得继任者的教皇也是统一的首长，即那不屈从于教皇者否认他是基督的羊。这个立场与新约教会的教义和其结构，以及新约的预言，特别是启示录第2 和第3章完全对立。
其次，以下四个原则和结论出自谕旨：
- 在教会的控制下有两把剑，即两种力量，那是中世纪对两把剑，灵和尘世理论的表达。这通过习惯性提及的基督被捕时使徒的剑来证实（路加福音22:38＆马太福音26:52)。
路加福音 22:38 38他们说，主阿，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修订标准版)
马太福音26:52 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修订标准版)
- 这两把剑被指都掌握在教会的力量中，属灵的由神职人员挥动，而尘世的则由民事权威为教会而使用，但是在录 的指示下（这完美地回答了启示录13:15)。
启示录13:15 允许呼吸野兽的形象，使野兽的形象甚至说话，并使那些不敬拜野兽形象的人被杀。（修订标准版）
- 一把剑必须从属于另一把，民权须服从于具有优先权灵，因为它的伟大和崇高并拥有引导和建立世俗权力的权利，在它行为不当时有权对它进行审判。属世的权力是由属灵的权威来审判，反过来它由最高的属灵权威（教皇）来审判，而后者则由神来审判。（由此可见正义战争权威是属于严格的封建或等级制)。
- 权威虽然是由人授予和行使，但它是神圣的并通过神圣委托授予彼得，在他和他的继承者中得到证实。谁反对神所任命的这个能力，谁就反对神的律法，并像摩尼教（持二元论神学）一样接受两个原则。因此，我们现在宣布，说出，决定及宣告，在救赎方面，每个人类生物服从于罗马教宗的权威是有必要的。
从记录文本边缘的宣言，最后一句被记录为谕旨的真实定义。Declaratio quod subesse Romano Pontifici est omni humanœ creaturœ de necessitate salutis（译：在此宣告在救赎方面，每个人类生物服从于罗马教宗的权威是有必要的。
这一直以来是教会不断的教育，1516年第五届拉特兰大公议会作也相同意义的宣布…这份谕旨也宣称世俗力量服从于在阶级上更高的灵属力量，并从中得出结论说属灵力量的代表可以任命世俗权威的拥有者并对他们的行政作出审判…
这是一项基本原则，它源于中世纪初期罗马教皇在西欧基督教民族大家庭中的中心地位之整个发展。从第十一世起就为克莱尔沃的伯纳德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等神学家，以及尼古拉斯二世和利奥九世等教皇所表明。波尼法斯八世在反对法国国王的程序时对它作了明确的表达。主要命题取自圣伯纳德，圣维克多的雨果，圣托马斯·阿奎纳的著作和依诺森三世的书信。
教皇谕旨和法典立场源于中世纪西欧的实际情况（天主教百科全书，1912年，文章“ 一圣教谕”，页126-127）)。
因此，以上详尽地证明了正义战争的立场是罗马天主教的学说，
并是从它对对外征服和扩张以及内部顽固迫害的辩护演变而来的
从590到1850年的一千二百六十年，这种力量试图通过它可以利用的任何手段，包括民事和神学手段来达到世界操纵，渗透律法和社会各方面，行使极限的权力和控制。通过恐怖和压制，通过哲学和圣经上的合理化证明，它变成一名妓女，吞噬其内部的少数群体并“醉于圣徒和烈士的鲜血”（启示录17:6)
随着第十七世纪的改革，改革者寻求在不承认罗马教皇的同时编纂其道德行为，发现本身处于极端的哲学和历史矛盾之中。
关于正义战争理论，在没有罗马权威的情况下，现状学说毫任何意义。它沿着斯大林（即教皇有多少支派？）和拿破仑（神在大军那一边）的简单路线当然易于受到攻击。该学说仅在各国承认并限制自己的程度存在。
基于这固有问题，各国和领导人寻求用世俗世界权威取代罗马，而目前的世界政府运动正在中欧的支持下聚集动力，中欧各国看到了欧洲世界操纵神圣罗马帝国的复兴。这个新的欧洲合众国原定于1992年合并为一个 完整运作的国家。1990年看到了华沙公约组织的解体。
英国核准了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并将权威移交给欧洲议会，实际上废弃了君主的权利和英国人民的绝对主权（详情参见T.C. 哈特利，欧洲共同体法律基金会，牛津大学，1981年，并展示从罗马条约引至这事件的发展）。英格兰将自己那样束缚于罗马条约之下的欧洲体系，以致内部政治重组只可通过来自欧洲的继承才可能合法，而欧洲本身可以宣布它是非法的，并可以用上述正义战争理论的理由作为入侵的辩护。
在教会法所确立的学说之下，除非欧洲和罗马达致整体世界支配行使全面民事和教会权力，世界和平是不可能的事。历史已显示，当他们认为可实现时，欧洲和罗马将采取行动以达成这目标。因此，历上的正义战争理论只能被视为是欧洲阿他那修派基督教为它的宗教政治野心所备的自我辩护工具。这学说同样适用于现代伊斯兰圣训学说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当前试图在南美洲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叠加于罗马神学上的 努力，被视为是要融合这三个群体中的两个之方法。新时代的宗教运动是为世界权威而有的这种融合为一的另一个方面，因而确立权力结构，为现状提供辩解。
启示录以寓言的方式展示了这个历史顺序是如何发生的。它显示了始于天启第一个骑兵的因果顺序：即假宗教以弓箭武装自己力图征服，引发了长达一千四百多年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一个世界政府的成立，它被赋予总权力，迫害那些在它权限内，以及不在其内的人，一直到它被基督的回归推翻为止。当然，哲学家驳回这论点的宗教理由而试图在其优点上使这争论变得有意义，因此无法掌握其目的和参数。
现代正义战争理论密切遵循天主教神学家所列的考虑前提。这些条件是:
- 正当的权威
- 公平的理由
- 正确的意图
- 和平目标
- 比例条件，
- 所达成的好处应大于所造成的伤害
- b.你不应使用极端的手段来实现目标
- 成功的可能性。
随后发生敌对行动之加剧，比例情况必然超出。圣战传统被认为是与正义战争理论的主体相对的，但如已展示的，正义战争理论是为辩护圣战和宗教迫害发展而来。
新教哲学家正处于严重的困境中。鉴于罗马所倡导的正义战争理论之前提涉及圣经合理化歪曲性质，他们别无选择。这些选择主要为消极态度或类似的变态或合理化。大部分用理论来说明。
尽管战争是相对地不简单，但它本身是多少无害的。然而，从1860年美国内战的现代阶段进入到第二十世纪战争的加剧，显示了正义战争理论限制概念的荒谬。我们从克劳斯维茨看到现代战争是用术语来解释的，显示了它走向全面和极限破坏的趋势。如果它是一种推向极限的暴力行动，如我们所知被给予毁灭世界的能力，那战争必须被视为一种终极的疯狂行为，人类和所有生命将被它毁灭。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对战争所施的限制是最高的赌博形式。道德在国际关系中被视为毫无地位而只让国内消耗。实际上，道德在这些考虑前提中是被视为危险的，而国家利益被视为唯一的道德考虑前提。出于这原因，圣经和世俗力量都期待统一的世界政府。圣经的论点在基督回归时消除了国家。一些政治领袖倡导世界政府。世界政府将消除战争的假设是正确的，而个人自由的代价却被忽略了。最终结果将是大规模灭绝。
在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缓慢进化中，我们已看到对荣誉和情感或道德考虑前提的缓慢消除。这些考虑前提常被牺牲在成功，实用和效率的祭坛上。行动的效率至为重要，而最终的学说必然证明手段的出现是合理的。
基于这些考虑前提，趋向绝对局面的趋势将经常超越对它所施的界限或限制。它趋向绝对的倾向将使它可能失控从而颠覆它的政治目的。
只有当一方未受到全军覆没的威胁并且在控制其命运的武器方面具有优越地位时，有限的战争才可能出现。在两个国家平等交战的情况下，它们仅受到他们的技术以及对战争中的正义考虑项目达成的约定限制所限制。尽管中东战争显示过去对这些考虑前提的假设是可疑的，但化学战役就是一个例子。
战争有已被证明的最终结果，并将永远趋向极限。其原因深深地植根于错误的宗教考虑或哲学考虑前提中，它被用作夺取人类生命和实施宗教或意识形态信仰来消灭非暴力或少数群体的辩护理由。一位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会辩称，即使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和生命也不允许战斗，而一些哲学家则倾向于声称在正义战争理论下，防御性行动是唯一受允许的行动。因此，似乎甚至这也是错误的。
非暴力行动似乎只能在执政权力受约束的情况下才能运作，这些约束使它能够成功。在印度方面，它是通过法律制度，为参与者提供一个他们可以在其中运作的合法构架形式的保证。甘地能否在对抗希特勒时以此取得成功还真令人怀疑。
同样的，无法争辩说战争中的正义考虑前提是基于任何其他前提而非参与者当时同意为合理行为标准之前提。无论如何，它们没有绝对的合理性。确实，一旦踏上战争之路，现代战役将使这些情况无法成立，最终实施的是武器至上。
正义战争理论在现在和在罗马神职人员发展它来为他们对世界的操纵，权力与财富的无限欲望作辩护时一样，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团体或世界组织的成员籍，对于救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指教会是一个团体或实体结构或组织，而其会员藉对救赎是有必要的之学说，是异端邪说。当它的传道与神的律法背道而驶时，那是更大的异端。每个人的头是基督，基督的头是神（歌林多前书11:3)。基督的选民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将跟随他。十四万四千人从他们受印记起追随他。他们未被教会系统所沾污。他们与基督，即火和云柱同行（见启示录14:1-5)。
启示录或假宗教天启中的第一个骑兵，是从早期教会的议会中释放出来的。它确立并发动了战争的第二个骑兵。当一千二百六十年结束时，假宗教制度已疏离了世界。它把它分成武装营地并建立了军事系统，启动了革命和现代战役的连锁事件。从第一个现代战争即美国内战开始，它发展至成为第二十世纪的战争。结合战争工艺的是军工联合企业的实利主义。第三和第四骑兵跟随着前两个被释放。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战争将杀死地球的三分之二以上。热切地祈祷“愿你的国降临”。